又一患儿基因编辑死亡事件，在“隐匿”一年后被曝光。
8月5日，国内基因编辑Biotech辉大基因证实，其开展的HG302杜氏肌营养不良（DMD）CRISPR基因编辑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中，一名接受高剂量治疗的患儿在给药后死亡。
据悉，该临床试验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死亡事件发生于2025年8月。此后公司官网一反此前活跃状态，再无更新任何新闻，CEO与首席技术官更是于去年夏天相继离职。今年2月，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将该项目的状态悄然更新为“已完成”，其余受试患儿的命运曾一度成谜。在外媒长达几个月的跟踪调查后，公司近期才公布死亡事件。
这一事件，再次将基因疗法的安全风险与IIT研究的伦理争议推至聚光灯下。
就在一周之前，“6岁女童基因编辑致死”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该女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IIT试验，治疗一周内即因免疫反应死亡，历经家属举报与媒体调查，直至一年后才被公开披露。
而放眼全球，无论是研发还是商业化阶段，基因疗法死亡事件屡见不鲜：安斯泰来基因疗法AT132因四例死亡最终研发终止；深耕DMD基因治疗45年的Sarepta，旗下药物Elevidys历经三起死亡事件后被迫加注黑框警告；跨国药企安进的罕见病明星药物TAVNEOS造成8死76伤，遭FDA要求撤市。
当前，基因疗法似乎始终与死亡如影随形，国内IIT研究的伦理边界亦被反复拷问。而当悲剧一次次发生，我们还需要追问什么？
被拉高的剂量与15个月的沉默
辉大基因2018年成立于上海，由杨辉与姚璇、施霖宇、陆英明共同创建，是一家专注开发基因编辑工具和基因疗法的Biotech。据悉，杨辉现任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中心首席研究员，姚璇曾任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副高级研究员。
辉大基因旗下拥有7条研发管线，涵盖神经学、眼科和神经肌肉学。此次发生死亡事件的药物HG204，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被FDA授予HG302孤儿药指定和罕见儿科疾病认证。
事实上，DMD药物研发长期遭遇重大挫折和严重的安全性质疑。DMD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的、致命的X连锁隐性遗传病，主要由DMD基因突变引起，导致人体无法正常产生抗肌萎缩蛋白，全球平均每3500至5000名男性中约有1例患病。
早在2022年，美国Cure Rare Disease发起全球首例个体化CRISPR基因编辑疗法CRD-TMH-001的临床试验，一名27岁的DMD患者在给药约6周后，因高剂量AAV9载体引发了强烈的先天性免疫反应，最终不幸死亡。
2025年，全球首款DMD基因疗法药物Elevidy先后被曝出三例死亡事件，三名患者均死于急性肝衰竭，直接促使FDA增加最高级别的黑框警告，Sarepta更是陷入裁员、高管离职和股价崩盘的困境。
长期以来，DMD都被视为一个顽固致命却又蕴含广阔市场空间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2024年12月，辉大基因启动MUSCLE用于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HG302临床试验，并完成首位患者剂量。该试验是一项开放标签、多剂量剂量递增、首例人体研究，招募了4至8岁、表现出肌肉功能障碍的门诊男孩。
值得关注的是，辉大基因的HG302并未采用业内主流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而是使用其自主研发的CRISPR/hfCas12Max DNA编辑系统。为此，辉大基因曾将“低剂量”作为HG302的核心亮点：hfCas12Max体积小于Cas9，可装入单个AAV载体，且编辑效率高、脱靶率低，有望以低剂量实现治疗效果，降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风险。
然而，临床试验的走向与技术愿景渐行渐远。在今年5月的ASGCT年会上，辉大基因公布最初两名患儿数据，疗效信号并不亮眼，公司计划推进更高剂量试验。
正是这一决策，将辉大基因推向至暗时刻。
在ASGCT会议之后的15个月里，辉大基因没有发布任何新的新闻稿。而在此之前，公司官网十分活跃，仅2025年4月，便发布了四篇新闻稿。其中一篇展示了其在CRISPR MEDiCiNE 2025大会上的汇报内容，强调HG302显示出强劲的安全性，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SAE）、剂量限制性毒性（DLT）或重大毒性。
如今，伴随着死亡事件曝光，辉大基因长达15个月的沉默被打破了。2026年8月5日，辉大基因披露这起“高剂量试验受试者在服用HG302后死亡”的事件，距离死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据悉，公司CEO陆英明（Alvin Luk）此前已向国外媒体承认存在一起未具体说明的严重不良事件，并表示自己曾推动公司对外披露，但未获采纳。2025年11月，他已加入HanchorBio任集团总裁兼首席医学官。此外，公司首席技术官TJ Cradick也于2025年夏天离职，距其加入辉大基因尚不满一年。
值得警惕的是，辉大基因与前述美国Cure Rare Disease临床试验使用的AAV剂量同为1×10¹⁴vg/kg（每公斤体重约100万亿个病毒颗粒），而行业常规安全区间为10¹¹-10¹³vg/kg。两项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死因也高度相似，同样为高剂量AAV基因治疗诱发的先天免疫反应，最终出现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据辉大基因透露，死亡患儿系最后一名入组的受试者，其余3名受试者未出现类似症状，仍在长期随访中。针对该严重临床事件的调查已完成，完整结果已于2026年1月提交同行评审，更多科学细节有待后续公布。
终极希望VS极端风险
辉大基因患儿死亡事件，是基因疗法安全风险与IIT研究伦理争议，又一次集中性暴露。
在此一周前，已有一起在国内医院开展的基因编辑疗法IIT研究出现患儿死亡事件，被媒体集中公开报道，披露时间同样距离死亡实际发生超过1年。
据悉，2025年3月24日，一名6岁女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了一项基因编辑疗法的IIT研究，治疗一种由CHD3基因突变导致的神经发育性疾病。这种病主要表现为语言、认知和运动发育迟缓，但通常不直接危及生命。
该IIT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仇子龙团队主导，受试者接受了针对CHD3基因突变的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此次治疗的部分经费（约86万美元，合582万元人民币）由患儿家属自筹。然而，在给药后仅一周内，女童不幸去世。
早在2025年9月，上海市杨浦区卫生部门对新华医院处以约3600美元的罚款，理由是医院未能妥善监管这项试验，也未在相关数据库中将该试验注册为商业资助的研究项目。
直到2026年2月，仇子龙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相关动物研究论文，介绍了基因治疗相关实验进展，但未提及其针对人类的基因编辑治疗及相关死亡事件。此后历经家属举报与媒体调查，今年7月被公开披露。
这两起悲剧有着相似的沉默与迟来，也共同反映出领域细胞与基因疗法（CGT）领域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症结。
CGT领域，同时承载着“一次性治愈”的终极希望与“永久性伤害”的极端风险。过去二十多年，这一领域经历了从监管真空，到双轨制监管，再到818行政法规落地的曲折探索。
在2021年IIT制度正式确立之前，CGT领域一度陷入“监管真空”，大量医院和企业抱着侥幸心理，将未经充分临床验证的CGT技术直接推向临床，向患者收取高额费用。彼时，市场乱象丛生，轰动全国的魏则西事件和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直接反映了当时的行业乱象。
直到IIT制度落地，CGT行业开始实行“双轨制”监管。企业既可选择走新药获批（IND）的漫长路径，平均需要10至20年；也可走医疗技术应用路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也就是说，IIT的制度允许医生和科学家在严格的伦理和科学框架下，探索前沿技术的临床潜力，并且明确规定临床研究阶段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尽管IIT制度带来了进步，但在实践中暴露出系统性的新问题。例如，IIT项目仅需获得所在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即可启动，有些伦理审查往往“有形式无实质”。6岁女童基因编辑致死事件中，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动物毒理终报尚未完成时就批准了IIT临床研究，而事实上最终有4只猕猴出现中重度肝损伤，1只高剂量组出现肾损伤。
此外，IIT执行也并不全然规范。一位MNC高管在评估中国项目时发现，有些IIT研究中，“患者本应停用原有药物，但居然没有停药。最后治疗效果好的话，不知道是受试产品效果好，还是之前药物叠加效果好”。
不过，今年5月1日，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又称“818号令”）正式施行，系统地厘清了长期以来在监管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边界。
具体来说，新规对IIT项目的创新性、个性化、伦理审查、科研团队资质等均设置了极高门槛，更明确了仅限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开展、严格的数据可追溯性、30年的数据保存期、最高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等举措。
新规落地后的三个月内，相关死亡事件陆续披露，恰似一种巧妙的“共振”。随着患者家属维权、媒体深度追踪、行业监管落地，一股合力施加在IIT的规范落地上，后续的执行情况变得更加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严重不良事件发生后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同样需要引起关注。
此次辉大基因在患儿后，临床试验注册状态悄然更新为“已完成”，而非“终止”或“暂停”，这已经不是未披露，而是主动模糊。而6岁女童事件中，仇子龙团队发表的论文未提及患儿死亡，学术论文作为最严肃的知识载体，同样缺席了不良事件的记录。
事实上，可能还有更多类似事件发生，但外界根本不知道。有业内人士此前透露，深圳某医院违规输注细胞后，就发生过患者返程途中突发急性免疫不良反应身故的事件。
若严重不良事件仅在小范围内知晓，而没有进入公共记录，那么患者所承受的风险就变成了“私人悲剧”，未能转化为能够保护未来受试者的“公共知识”。
以美国Cure Rare Disease为例，27岁的受试者于2022年10月死亡后，团队2023年4月发布了初步研究结果，2023年9月发表完整尸检分析，死亡信息进入全球公共知识库，保持了相当的透明度。
放眼全球，基因疗法始终是一个“危险又性感”的赛道。对于罕见病患者，它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希望；但对药企而言，技术之刃高悬，死亡风险如影随形，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这两起悲剧，共同叩问着科学探索的边界与伦理底线——希望与危险，从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枚硬币落下时，没人能预知哪面朝上。不过，硬币由谁来抛出、以何种姿态抛出、抛出之后谁来负责——这些问题，无法再被轻描淡写地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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